历史上的盐铁专卖制度，是怎样的？

西汉初年，因“接秦之弊”，此时新生的汉朝，是民生凋零，经济凋敝，百业待兴，“作业剧而财匮”。于是汉初的皇帝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先是充分吸收了秦历二世而亡的教训，开始采取“扫除烦苛，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的国策，而后又“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将本属国有的山川林泽放开给民间使用，如铸钱、冶铁、采矿、煮盐等原属国有的也都向民间放开，民间可自由开采与经营。

因此，汉初在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任皇帝的所实行的非常宽松的经济政策下，整个西汉历经70余年的时间，终于迸发出了勃勃生机，此时“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於京师”(《史记.货殖列传》)。

同时因西汉统治者实行“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的政策，所以汉初出现了大量靠铸钱，经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的富商大贾，如大夫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史记.平准书》)；鲁人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宛孔氏，“用铁冶为业...家致富数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可以说，在这个时候西汉迎来了繁荣昌盛的时刻，此时民殷国富，百姓安居乐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也都变的极度的繁荣。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面，西汉的经济虽因这些富商大贾走向了繁荣，但却也因他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危机。此时随着西汉富商大贾手握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逐渐的掌控住了西汉的铸钱业、采矿业、冶铁业、煮盐业等至关重要的行业，可以说此时西汉的经济命脉完全就由他们一手掌控，他们就是西汉经济的真正掌控者。

因此，此时西汉虽富，但最富的却并不是朝廷，而是商人。

因此，这些富商大贾凭借着这等雄厚的财力俨然已经成为了一股可以与西汉中央相抗衡的力量，并也让西汉对于天下的统治面临着不断的挑战。“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史记.平准书》)，此时部分有异心的商人就妄图以绝对的财力来推翻西汉的统治，如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在叛乱的地方诸侯王的阵营中，就有着那些有异心的富商大贾们的身影。

而到了武帝登基后，随着天下的财富近乎三分之二落入到那些富商大贾的囊中，再加上武帝年间，连年的战乱和频发的自然灾害，西汉更是开始面临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汉初经过数代君王70余年的励精图治，经济迎来了腾飞的时刻，此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因此凭借着这等雄厚的经济底蕴，武帝登基不到8年，就开始对汉朝威胁最大的匈奴开始了主动的进攻，随后历经14年的时间，武帝最终击溃了匈奴，赢得了汉匈大战的胜利。

可汉对匈奴的胜利，虽为汉朝带来了无尽的好处，西汉不仅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原王朝百年的匈奴问题，还一举牢牢控制住了原属匈奴的漠北、河南、河西等富饶之地。可是在这丰厚回报的背后下，却是汉朝的财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虚。

因连年的征战，军费开支耗繁，再加上武帝中期后，旱灾、水灾、地震等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致使百姓四处逃亡，朝廷不得不耗费巨资去赈济灾民。因此此时“府库益虚”、“赋税既竭”、“县官大空”的财政匮乏问题开始困扰着武帝和西汉朝廷。而为了应对这种财产匮乏的局面，武帝曾亲自下诏向富商大贾借贷，希望他们能解朝廷一时之急。可是这些富商大贾明明就因“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史记.平准书》)，可偏偏就是“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且他们非但“不佐国家之急”，还在肆意的破坏着汉朝对于天下的统治，“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恶意的囤积财物，然后肆意的抬高商品的价格，从而造成西汉通货膨胀。此外他们又利用手握地方的经济命脉，或威胁地方官，或贿赂地方官，从而让自己在地方上形同土皇帝般，他们肆意妄为，不但奴役地方百姓，还时常官商勾结去贪污朝廷的公款。

因此，随着富商大贾对于西汉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再加上他们大多又是“不佐国家之急”的“浮淫并兼之徒”(《史记.平准书》)。

于是，忍无可忍的汉武帝最终决定对这些富商大贾动手。而武帝在决定对富商大贾动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造就了无数个“或累万金”的富商大贾的“盐”和“铁”这两个暴利行业的经营权，然后实施由朝廷直接垄断的“盐铁专卖制度”。

盐、铁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日常所需的必需品，因此这两个行业所能获得财富是及其得巨大的，可谓是真正的暴利行业。为此，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变法”时管仲就推出了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那就是“官山海”。《管子.海王》载:““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官山海”简答的说就是由国家来直接控制山林川泽之利，如煮盐、采矿、冶铁等都由国家来直接负责生产和销售。

而在那个时候管仲就清晰的认知到了盐、铁的专卖可以为国家带来的利润是有多么的巨大。

对于“盐专卖”所能获得的利润，管仲言:“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管子.海王》）。

假设一家有10个人，那就是有10个人吃盐，而一家有100个人，那就是有100个人吃盐。而在一个月里，成年男子吃盐大约五升半，成年女子大约三升半，小孩大约二升半，所以如果国家让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那么100升就可以多得50钱，如果每升增加2钱，那么100升就可以多得200钱，以此类推，1000升就可多得2000钱，10000升就可多得20000万钱.....。

而一个万乘之国，人口多达数千万人，所以大概计算每天就可因“盐专卖”多得二百万钱，十天就是二千万钱，一个月就是六千万钱。而如果仅仅只是依靠征收人头税，一个万乘之国每月顶多就是得到三千万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垄断盐的销售，那么我们每个月就单靠盐专卖所得的利润就是二个万乘之国一个月的赋税。

对于“铁专卖”所能获得的利润，管仲言“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管子.海王》）。

现在每个做事的妇女手中都会有一根针和一把剪刀，每个种田的人的手中都会有一把犁、一个铧和一把大锄，而每个修车人的手中也都会有一斧、一锯、一锥、一凿。所以如果我们让每根针的价格增加一钱，三十根针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每把剪刀的价格增加六钱，五把剪刀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每把铁铧的价格增加十钱，三把铁铧的加价收入就等于一个人所纳的人口税。

可以说，从管仲所得出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如果实行盐铁专卖，它所能获得的利润是有多么的丰厚。

因此，就是在这样丰厚的回报的诱惑下，武帝在决定对富商大贾动手后，自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盐、铁从商人的手中抢回来，这样既能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又能壮大朝廷的实力，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前120年，在御史大夫张汤“笼天下盐铁”的请求下，武帝先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史记.平准书》)，起用了盐、铁大商出身的东郭咸阳、孔仅等一批对盐、铁事务很熟悉的官员来负责盐铁事务(《汉书.平准书》载:“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之后在前119年，武帝就开始正式对盐、铁实行垄断性的专卖。

武帝时期，盐铁专卖具体方法，依据《汉书.食货志》所载:“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