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还有两个突出点:这就是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和间谍技术的更新。
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旧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但却由于缺乏人才而步履艰难。于是招揽人才便成了当务之急。像“燕昭王设黄金台”;齐国临淄稷下设学宫等,都是为此目的。而当时最为活跃的阶层就是“土”。于是一度形成“礼贤下士”的风气,各国有权势者竞相“养士”。其中最著名的有“战国四公子”:齐国盂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稍后有秦国文信侯吕不韦,其门下都有几千“士”之多,所以“士”也称为“客”、“食客”和“门下客”。这些食客皆身怀绝技,学属多门,即使只有“鸡鸣狗盗”一技之长的也被搜罗其内。他们为主子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事务,著书立说,无所不为。究其核心是为其主出谋划策,四处行间,所以《六韬》中称间谍为“游士”。这就形成了最早的私人间谍集团。这一私人间谍集团的能量极大,以致于影响并关系到国家和军队的存亡胜负。譬如《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明白无疑地指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信陵君)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信陵君不但利用“士”在国外编织了巨大而缜密的间谍网,即使在国内,也四处暗插间谍,窃取上至王宫下自百姓的各类情报。
私人间谍集团的出现,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间谍活动正逐步走向组织化和规范化。为后世国家间谍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当然,私人间谍集团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借助于“士”的智力、人力来巩固和加强权贵们自身的利益和提高美化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形象。不过也有些例外,从史书看,信陵君的私人间谍集团更多地是用以维护国家利益。正如明代王世贞所评论的那样:“三公(指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好士也,以自张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乌乎同?”